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在总结其参禅经历时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人将此归结为参禅的三重境界或是人生的三重境界。

著名美术家、评论家徐恩存先生指出，中国艺术的审美阶段，也有三个层次之分，“看山是山”是其初始阶段，“看山不是山”是其提升阶段，“看山还是山”是更高的阶段。在我看来，无论是东方艺术还是西方艺术，其发展的周期律，亦应如人的生命周期一般。

东西方艺术的发展过程，必然是由最初的“同”，到之后的“同而不同，美美与共”，再到“殊途同归，天下大同”的过程。以绘画而言，东西方绘画均起源于旧石器时期的岩画，它们是人类祖先用来描绘、记录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一种原始的表现形式。其实最初的时候东西方在对事物刻画上都是追求物象的“形”，并且都极具神秘的宗教色彩和象征意味，有着一定的相通性。比如，在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彩陶人面含鱼的纹饰图案，研究发现，这种图案是一种巫术的图腾，带有宗教的性质。而西方绘画甚至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在追求绘画的“形”，题材也以宗教神学为主。在绘画之初，东西方具有着神奇的相似之处，基本上都是以点、线作为造型手段。如果将远古时期比作东西方艺术的孩提时期，那么这便是艺术最初诞生时的“同”。  

东西方艺术的发展，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绘画艺术便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方绘画发展成为注重写实，追求形似的标准。而以中国绘画为代表的东方绘画则要求的是写意，不以写实作为最高标准。傅抱石在《中国绘画之精神》中将这种差异作了概括，即：西洋画是写实的，中国画是写意的；西洋画是科学的，中国画是哲学的、文学的；西洋画是动的、热的，中国画是静的、冷的；西洋画是开放的，中国画是含蓄的。

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艺术模仿轮”，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还在存在一个理念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亚里士多德眼也指出：“艺术创作其实是在模仿真实的现实世界，艺术不仅反映事物的外观形态，而且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艺术创作靠模仿能力，而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 这种源自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艺术理论直到19世纪末仍然在西方具有极大的影响。在印象派出现之前，西方绘画的创作标准是形似，印象派画家虽然已有了表现画家主观世界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强调画家对瞬间光影的再现。直到19世纪初，注重个性表现，耽于幻想和夸张的浪漫主义画派出现，才使得西方绘画摆脱了当时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羁绊，从“模仿”转向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和创造。而到了19世纪末，后印象派艺术家已经几乎不顾及任何题材和内容，用主观感受去塑造客观现象。

中国的绘画艺术同样深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奠定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哲学观念。《道德经》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核心思想点明了人、地、天和自然法则的从属关系，即人只是“天地之一粟”，所以人要遵循宇宙与自然的规律，而这与西方以人的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恰好完全相反。所以，在绘画与艺术表现上，东方常以自然山水为主题而西方则以人物为中心。由于崇尚“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中国画借助自然物象表达自身的情感，不以形似为最高标准。中国画重写意，画家在作画过程中往往“以书入画”，强调笔墨的线条感，讲究“画中有形，形中有意”、注重情感、意境的表达。画家将内心的这种“意”，寄托于山水、鸟兽、虫鱼、人物之中，所谓“令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举个例子说，明末清初的写意大家八大山人，擅长画禽鸟，他喜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其笔下的禽鸟，如鹿、鱼、鸭、鹌鹑等，通常都翻着白眼，作“白眼向人”之状，用以抒发“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这种亡国之痛和愤世嫉俗之情。——这便是中国画的物外之言，画外之音。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绘画是在做减法，西方绘画是在做加法，这种技法上的差异颇类中国画中的工笔画和写意画。想起这么一个故事，唐玄宗让写意画先驱吴道子和工笔画大师李思训，同时赴嘉陵江采风写生，返回长安后，命两人在大同殿的宫墙上作画。吴道子笔意纵横，泼墨挥洒，一日而画成，将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展现于壁上，而李思训却画了几个月，用工整、秀隽、细腻的线条描绘出了金碧辉煌的嘉陵江。唐玄宗看后，赞叹道：“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同样的道理，西方画和中国画虽然绘画题材、表现形式、作画材料、审美标准等不一，但从艺术效果上来说，却是各擅千秋，各尽其妙。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画是“写”出来的，西方传统油画是“画”出来的。中国画像写字一般，线条十分随意，用以表现个人主观情绪，而西方画用笔十分谨慎，刻画而出，不能随意，以表现客观对象的真实为主。但在西方近代艺术史上，曾经刮起了一阵“抽象主义”之风，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现象是，从“现代绘画之父”、后印象派著名画家塞尚开始，西方绘画大师们，不再满足于“奴隶式的再现自然”，已经重视个人情趣的抒写，这些画家的成名之作，无一例外都是“写”出来的。譬如，梵高后期成名的作品《星月夜》、《罗纳河上的星空》、《花瓶中15朵向日葵》等 ，全是“写”出来的；马蒂斯曾明确表示，“我的灵感来自东方”，其名画《舞蹈纹彩陶盆》、《舞蹈》等，也是“写”出来的；毕加索也说，“我从不画真实的东西，我只画我想象的东西”，他的名作《亚威农的少女们》、《格尔尼卡》等，也是以“写”为主；莫奈晚年的《睡莲》系列作品已从明媚回归混沌，与中国画中的“取其意、忘其形、得其境、忘其身”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以“写”为主。——这些西方近现代最重要的画家的成功，无不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学习了中国艺术。

东西方艺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西方绘画最初传入中国，是在明末至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家大量接受西方艺术的熏陶。西方画家也大量接受中国的水墨画、日本的“浮世绘”的洗礼。毕加索曾怀着浓厚的兴趣临摹五大册中国画摹本，他还用毛笔学齐白石的画，画了20本。他曾对到访的张大千说，“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白人根本无艺术，也不懂艺术。”由此可见，毕加索对东方艺术的推崇。美国美术史家菲诺罗莎，在谈到东、西方绘画的比较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西画注重实物的模写，但这并非绘画的第一要义，妙想的有无才是美术的中心课题。东方绘画虽无油画般的阴影，但可透过浓淡去表现妙想；东方绘画具有轮廓线，乍看似觉不自然，但线条的美感是油画所没有的；西画油彩色调丰富，东方绘画则少而单薄，但色彩的丰富浓厚，可能导致绘画的退步；东方绘画比较简洁，简洁反而易于表现凝聚的精神浓度。”

在东西方艺术频繁碰撞交流的当今时代，有人提出“艺术要全球化”的观点，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艺术死亡”论、“艺术终结”论，也一度甚嚣尘上，譬如说，美术界有人认为绘画就曾被“当代”艺术判过了“死刑”，在画家的努力坚持下，一种“与现代主义之前的传统绘画完全不同”的“新绘画”凯旋归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东西方艺术又将何去何从，到底是应该坚持“本土化“，还是坚持“全球化”，艺术家如何在时代的语境下，树立每一个人的艺术语言，这是当今美术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大道至简，大美至朴，大巧至拙，殊途同归。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的芟繁就简；是“洗尽铅华见真淳”之后的“拈花一笑”；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之后的返璞归真。——这是东西方艺术发展的共同的周期性规律，时代在变，东西方艺术的发展走向在变，这个周期律，却不会因之而改变。

毕加索在晚年时钟情于儿童艺术，他说：“我花了一辈子学习怎样像孩子那样画画。”其晚年的作品，不论是陶瓷、版画、雕刻都更趋向于简单的线条，充满童趣。民国绘画大师丰子恺先生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天上的神明和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齐白石一生率性天真，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儿童心灵，其笔下的鱼虾、青蛙、蜻蜓、甲虫、蝉、白菜、辣椒等，空灵单纯、天真烂漫、稚气可爱，充满童真童趣。只有纯净的心灵才能生长出纯净的艺术。童心就是本心、初心、真心和赤子之心，贵在纯粹，贵在干净透明，没有被社会大染缸所污染，能无物无欲，无挂无碍，发之为画，皆为心画，无丝毫矫揉造作之态，亦无丝毫低俗媚俗之气。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正是这些艺术家们艺术之树长青的根源。

中国当代艺术家应当审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在坚持全球视野的同时，形成内在精神、外在形式与符号语言之间的有机统一，从这来说，固本融西，仍然是当代绘画艺术复兴的必由之路。东西方艺术，在经历了繁剧纷扰的发展之后，未来应当返本归元，不可失却最初的天真与无邪，单纯与美好。艺海无涯，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参考文献

[1].万新华：《傅抱石谈艺录》，河南美术出版社，2019.

[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17.

[3].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2011.

[4].朱太珍：《狂暴的公牛·毕加索:艺术与生活》，中国妇女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