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卫

从油画传入中国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本土化改造的问题。但与以往的外来文化渗透，如印度佛教与魏晋玄学相结合，走上中国化之路不同的是，油画到近代传入中国时，中国文化早已完成几次大融合，基本形成了华夏文明的主体框架，也就是说，其文明形态已经完整而成熟。因此，油画作为一种异质文明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派生物，嵌入到一个已经完善的文明结构中，就显得尤为艰难。事实上，油画最初被传教士带进中国时，就尝试过一些转换，比如利玛窦的油画，就曾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可是，毕竟隔着文化的屏障，当年利玛窦等人的努力，其影响一直只是局限在宫廷或土大夫阶层，并未获得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但尽管如此，传教士们早年在油画上做的一些文化嫁接工作，却为后世的中国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方向。

20世纪以来，随着门户的开放，中国人的视域开始扩大，尤其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逐渐由被动而变主动，自此走向世界，走上了现代性的征程。在美术界，最早提出“中西融合”，并终生为之实践的艺术家，应该是林风眠先生。早在1926年，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林风眠，就曾阐述过自己要为之奋斗的艺术目标，是要“调和东西艺术”①。那么，林风眠在东西艺术间调和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与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主义元素结合起来，创建一种中国新绘画的视觉形态与人文精神。

所谓写意油画，就是滥觞于此，源于林风眠等人站在现代绘画的角度调和东西，也是脱胎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由于中国的象形文字所决定，使中国人更为感性，偏好形象思维，注重经验，善于通过知觉和经验，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上把握认知对象。这使其艺术的表现方式也多倾向于象征手法，或是托物言志，或是借景抒情。这即是写意精神的由来。中国绘画的写意性，则兴起于北宋，盛行于元明清。它作为中国艺术的审美重心自觉转向主体性的标志，以不求工细形似，只求以精练之笔勾勒景物的神态，抒发作者的情趣为特点，不仅构成了“文人画”的价值内核，也成了其他艺术形式的审美标准。总之，中国艺术以“超以象外”（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为美学特征，与西方艺术源于模仿和镜像的美学原则，构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路径。用林风眠的话说，就是“西方艺术是以摹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写实一方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想象为主，结果倾于写意一方面。”②

林风眠很早就意识到了东西方艺术的差异，并始终致力于两者之间的调和。事实上，林风眠的这种探索与努力，通过他当年执掌的杭州国立艺专向外传播与扩散，不只是影响到美术界，也波及到了其他创作领域。比如电影界，由蔡楚生和郑君里于1947年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费穆于1948年执导的《小城之春》等，就都曾运用中国传统美学的写意语言，将电影进行了中国化的转换。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界已经结出了许多东西合璧的硕果，也催生出了不少具有写意性的代表作品。可惜，1949年后，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独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形式主义追求排斥在外，从而使包括写意油画在内的所有意象性艺术探索逐渐式微，落入了历史的灰色地带。

写意油画的再度勃兴，是改革开放之后，肇始于1979年吴冠中先生提出的“形式美”③。正是吴冠中这位林风眠的得意门生，针对当时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创作局面，提出“希望看到更多独立的美术作品，它们有自己的造型美意境，而并不负有像你说的额外任务”④，才打破原来固化的创作状态，拉开了美术界思想解放的帷幕。

20世纪80年代，“新潮美术”风起云涌，既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是得益于吴冠中等人之前冲破的思想壁垒。但“新潮美术”作为一场青年美术家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形式，而是融入了更多观念的内涵，在内容上吸收了不少西方现代哲学的营养，而形态则趋于多元，出现了诸如材料绘画、装置艺术，甚至行为艺术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新潮美术”是对审美意识的一种解放，包含了更多现代文化启蒙的色彩。但尽管“新潮美术”成了80年代的主旋律，可美术界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架上绘画，在承接前辈画家的探索轨迹的同时，吸收一些新观念、新方法，将写意油画进行了新的推进。这些画家疏远于跌宕起伏的艺术潮流，以一种守先待后的姿态默默地在写意油画中耕耘，不仅弥补了“新潮美术”的观念空洞，同时，也为油画的民族化提供了具体的视觉凭证。

正是因为有众多写意油画家的坚守和实践，在“新潮美术”逐渐退潮之后，我们仍然看到了一条贯穿于20世纪现代文化转型中，脱胎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而又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清晰文脉。这让许多艺术家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以及开放多元的文化形态中，仍然可以找到自我精神价值的坐标与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写意油画作为一种人文追求，吸收了越来越多的美术家投身其中。写意油画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步入学理化的层次，即是基于众多写意油画家的创作和实践，抑或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2016年，由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这作为写意油画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不仅吸引了众多油画家的参与，也引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高度重视。协会的领导者范迪安、徐里等先生，均都加盟其中，成为了该院的组织者与核心成员。在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范迪安谈到写意油画时，曾指出“它是在现代以来中国油画发展中逐步清晰和明确起来的学术概念，是中国油画实践方式的一个维度与取向，重在从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汲取知识、哲思与视觉造型方法，融汇西方油画的各种经验，在思想观念上体现基于时代感受与本土文化的主体意识。”⑤而徐里则认为“中国写意油画院的成立，应该在中国油画史，或者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⑥

可以说，中国写意油画院的成立，标志着写意油画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其意义正在于，它明确了写意油画的学理概念，将近百年来中国艺术家探索现代民族艺术之路的人文轨迹，纳入到了一个具体的理论框架中，不仅可以归纳众多油画家的创作实践，而且还可以提炼出一种美学思想，影响和辐射到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观念，成为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的响亮品牌。如果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命题得以成立，那么，写意油画便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个概念。因为油画是世界性语言，而写意则是一种中国美学。将两者进行融会与转换，无疑，将是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而不失中国精神的有效途径。

①、②，林风眠著《东西艺术之前途》，原文载1926年5月25日《东方杂志》第23期第10号。

③、④，吴冠中著《绘画的形式美》，原文载1979年《美术》第5期。

⑤、⑥，《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成立》，《新浪收藏》新闻2016年12月1日。

2020．8．18于通州